金石文化

绍兴大禹陵景区碑版

会稽山下的大禹陵，作为大禹葬处被各类史志类书籍记载于册。自夏朝起，历代帝王、士人、文人多来此处勒石铭志，或为祭祀祖先，或为访旧怀古。大禹陵景区现存碑版共59方，其中不少立于民国前，具有一定文物价值、历史价值。

窆石（1方）

窆石，今置于禹庙侧。据最早记录“大禹陵”之“窆石”的嘉泰《会稽志》曰：“苗山自禹葬后更名会稽……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处。”后又转引《礼记·檀弓》注：“天子六繂四碑所以下棺则窆石者固碑之制度……”可知“窆”之称，先秦时期已有。由于与丧葬事相关，因此将其列入祭祀礼仪类中。

虽然史籍记载如是，窆石树立于此的具体年月依然难辩，上有刻字，却因为磨蚀不清而无法获得更多信息；知其必在唐前，却因为文献记载不足而不易确考。历代稽考此石者甚多，近代论者多论及赵明诚《金石录》、鲁迅《会稽禹庙窆石考》之言，而少提到杨宾《大瓢偶笔》、朱彝尊《曝书亭集》以及北宋董逌《广川书跋》中对窆石的说法，其中涉及石身铭文年代，亦当作为重要的考订材料。学界多从前人看法，认为窆石东汉时已存于此，石身上最难以辨识的古篆刻字则为展祭之文。然而究竟立于何时，至今依然未有定说。

会稽刻石（2方）

目前存于大禹陵景区碑廊，乾隆年间绍兴知府李亨特根据申屠氏本重刻，立于禹陵。据《水经注》载，南北朝时期会稽刻石之原石尚存，然而字迹磨蚀。宋代之后，原石似乎湮灭于世，无人知其下落。

碑阳为会稽刻石，其文与《史记》所载并无二致。碑面文字最早由元代绍兴路推官申屠駧根据家藏旧本摹刻而成，乾隆年间绍兴知府李亨特根据申屠氏本又有重刻

碑阴为峄山刻石，在《史记》中则未曾录其正文。大禹陵会稽刻石后的峄山刻石亦为元代申屠駧按照徐铉摹本摹刻，文本与西安碑林长安本相同，字数一样，均为222个字。

明御祭禹陵祝文碑（1方）

明御祭禹陵祝文碑，现列于禹庙碑房，凡有明一代致祭禹陵，多志此碑上。

据万历《绍兴府志》，明洪武三年（1370）起，统治者便“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浙江行省今大禹陵图……九年，令五百步之内禁人樵采，设陵户二人，有司督。近陵人看守，每三年传制，遣道士赍香帛致祭。登极遣官告祭，每岁有司以春秋二仲月祭……”（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祠祀志》）在其卷首记录本朝祭禹情况前，还大致讲了战国时期越国君主无余、宋代帝王对大禹陵寝的修建情况、重视程度。按此行文逻辑，明时立此告祭碑亦是为延续往昔历代的祭禹传统，以告慰华夏祖先之灵。明代共十七朝，凡皇帝登极，遣官祭禹有十一朝：太祖洪武四年（1371）有登极祭文，明太祖朱元璋补行登极告祭礼，宣宗宣德元年（1426）、英宗正统元年（1436）、代宗景泰元年（1450）、英宗天顺元年（1457）及祭文、宪宗成化元年（1465）及祭文、孝宗弘治元年（1488）、武宗正德元年（1506）、世宗嘉靖元年（1522）、穆宗隆庆元年（1567）、神宗万历元年（1573）等均遣使告祭，有登极祭文。而观碑文可知，自天顺至嘉靖间，皇帝遣使传制致祭达十四次，碑上刻录告祭日期、遣祭官、主祭官、配祭官名。

乙卯冬奉使告祭大禹陵礼成恭赋碑（1方）

禹庙与夏朝同老，祭禹之事亦自此始：“启即天子位,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如果说启立宗祠祭祀大禹尚有“族祭”性质，那么从秦始皇东巡会稽祭禹之后，便带有了宣示皇权、祈求统一的“国祭”性质，故自此历代统治者均沿袭此传统。清朝祭祀大禹次数繁多,据《大禹陵志》统计,这一时期祭祀祭祀大禹多达20多次,其中康熙皇帝曾亲祭1次,遣官祭祀10次，乾隆皇帝亲祭2次,遣官祭祀19次。按乙卯即为雍正十三年，正是清高宗乾隆登极之年，故十二月特遣鸿胪寺卿朱必阶告祭大禹，一是沿袭历代祭祀传统，二则是作为外族统治者，借汉家祭禹仪式以宣扬皇威、昭显皇权，安定大清民心。朱氏在告祭礼成后，赋诗三首，并撰文立石刻，碑方额题《乙卯冬奉使告祭大禹陵礼成恭赋碑》。

乾隆御诗碑（1方）

又被称为清乾隆帝谒大禹庙恭依皇祖元韵碑。此碑今立于禹庙大殿右侧，立于清乾隆辛末（1751），其上行草为乾隆亲笔御书。

清代其他告祭碑（30方）

清代告祭碑最多，占禹陵碑版半数。虽然如此，大多背面上的刻字铭文亦磨损较多，在此按照立碑年代次序大致罗列。

上谕碑，康熙二十年（1689）二十十六日，谕浙闽总督王骘修葺大禹陵庙、加强守护措施而立。

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祭碑。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谕祭碑。

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三日告祭碑。

雍正元年□月□日告祭碑。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告祭碑。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告祭碑。

乾隆二年八月初一日告祭碑。

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谕祭碑。

乾隆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谕祭碑。

乾隆二十七年□月□日告祭碑。

乾隆三十年□月□日告祭碑。

乾隆三十七年□月□日告祭碑。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告祭碑。

乾隆四十五年□月□日告祭碑。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告祭碑。

嘉庆元年四月三日告祭碑。

嘉庆五年四月□日告祭碑。

嘉庆十四年四月□日告祭碑。

嘉庆二十四年□月□日嘉庆六旬大寿告祭碑。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告祭碑。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告祭碑。

道光元年七月三日告祭碑。

道光十六年正月初十告祭碑。

道光二十六年□月□日告祭碑。

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告祭碑。

咸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告祭碑。

另外3方碑刻，因文字难以辨识，姑且将数量记之。

祭大禹陵碑记（1方）

为民国24年（1935）10月立。容县黄绍竑记，吴敬恒篆额，永新贺扬灵书。碑上镌记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等人缅怀先圣，至大禹陵祭拜事。碑阴镌《祭大禹陵庙之题名》。民国24年（1935）10月，邑人徐生翁书并篆额，记主祭与陪祭大禹陵庙人名。

敬碑与跋诚敬碑（2方）                                                                                                                                                                                          

前镌行书“诚敬”二字，由落款可识，为清嘉庆元年（1796）七月浙江巡抚觉罗吉庆所题，在旁刻有绍兴知府高□畏（原碑上的知府之名今虽略有磨蚀，翻阅嘉庆《山阴县志》可知当作“高三畏”。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水利》载：“三江应宿闸在县东北三十八里三江所……乾隆六十年浙江巡抚吉庆相度形势采访舆论檄饬知府高三畏重修。”）、会稽知县邢澍跋语。观两篇跋语，可知此碑是在一次祈雨仪式之后所立：当时上虞近两月无雨，旱情堪忧，故六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觉罗吉庆拜谒大禹陵祈雨，竟然“越日而雨”（二十八日即天降大雨）。人皆以为巡抚为民请命，“无牲牢币帛之荐，无巫祝崇禳之文”（见《绍兴摩崖碑版集成》中《诚敬碑》之跋文）而以至诚至敬感动神灵，遂题碑“诚敬”。由于立碑牵涉到祈雨仪式，因此也将此碑归类入祭祀礼仪类。

今大禹陵景区中，“诚敬”碑有二，一存于碑廊中，为横写，右侧有高三畏、邢澍两段跋语；二则嵌于菲饮泉旁的壁上，仅有“诚敬”二字及觉罗吉庆之落款。

山阴县新闸记碑与绍兴府境全图记碑（2方）

二碑并列于大禹陵景区碑廊中，合称为《戴琥水利碑》。

由山阴县新闸记碑落款文字可知其为明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立，晋陵王修撰文，仁和夏时正书。镌记绍兴知府戴琥于山阴县小江南北新建4闸及建萧山龛山斗门事。碑阴镌《山会水则》。此文可见于嘉靖《山阴县志》及《思轩文集》中。

另一方《绍兴府境全图记碑》亦是为记录明代山阴县水利修建情况、纪念明代绍兴知府戴琥而立。明代成化年间绍兴知府戴琥离任前，将浙东水文地理及江河源流等写成专文，绘制了府境水系、城池、堰闸详图，并刻于碑（即《绍兴府境全图记》）立于府署。寄语后任：“视如家事，随时葺理，不令大败，以佑吾民。”据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七《物产志一》言，为明成化十八年（1482）所刻。

大禹陵碑（1方）

在禹祠左侧立有大禹陵碑。明朝中叶之前，大禹陵以窆石为标识。至嘉靖三年（1524），明朝绍兴知府南大吉携同当时的礼部员外郎郑善夫重新考证大禹的陵址后在此镌刻立碑，“大禹陵”三字亦为其题写。在之后的万历《绍兴县志》、乾隆《绍兴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嘉庆《山阴县志》所绘的几版《禹陵图》中，大禹陵碑均树立于禹陵的中心位置，清晰可见。

窆石亭记碑（1方）

碑文为明代天顺二年（1458）韩阳所撰，亭、碑大约于天顺四年落成。雍正《浙江通志》及乾隆《绍兴府志》中亦有记录。《窆石亭记》中曰：“羊城彭公谊来知府事，谒陵之后视亭倾覆，即用工，凿山取石，为柱为楯，而重建之。不二年，亭成，勒石以记。”当时广州彭谊新任绍兴知府拜谒大禹陵，见窆石亭破败，因而命人重修。碑阴，有《窆石亭阴记》。

大禹陵庙碑（1方）

据嘉庆《山阴县志》，《大禹陵庙碑》为清代浙江巡抚阮元所志。文中曰：“今嘉庆岁，星次庚申”，可知此碑当成于清嘉庆五年（1800）左右。全文多对大禹的赞颂之语，重在记功、怀念，其中又言：“圣天子孝祀配天，望辩维谨，乃修阶坛、勤丹艧，用承祀事……亦吾圣天子之所以稽古帝、报功德也。”当时正是乾隆帝的后一任皇帝清仁宗嘉庆帝登极之年，故依传统惯例，命人重修禹陵禹庙中的台阶等基础设施，派遣阮元督查庙宇修葺情况。另外，此文还见于阮元的别集《诂经精舍文集》中，题名为《重修会稽大禹陵庙碑》，正文内容无甚区别。

重修大禹庙碑（1方）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仲秋立，会稽程鹏篆额，绍兴知府熊起磻撰并书。镌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禹庙残圮及修葺事。

重建绍兴大禹陵庙碑（1方）

民国22年（1933）7月立。章炳麟撰文，余绍宋书，高丰篆额。镌记民国19年（1930）冬，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等，集锡箔税及乡政之余币重建禹庙大殿事。

重修会稽大禹庙碑（1方）

民国23年（1934）刻，武进吴敬恒篆额，绍兴邵元冲撰并书。镌记大禹其人其陵，并记民国21年（1932）浙江省财政厅以箔类营业税余为基金重修大禹庙事。

重修大禹庙碑（1方）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协与同仁立。时江浙大旱，黄河大水，水政废弛，民不聊生，李协一行上会稽缅怀先贤，愿发扬大禹精神，共同战胜自然灾害。

菲饮泉摩崖石刻及重建菲饮泉亭碑记（2方）

菲饮泉摩崖石刻位于禹庙东首自然石壁。隶书“菲饮泉”，无年款。按嘉泰《会稽志》：“大禹寺在县南一十二里。”“自唐以来为名刹，西偏有泉名‘菲饮’，有亭覆之。绍兴中王编修钰题名大字刻泉上。”今仍清晰可辨。

右侧有重建菲饮泉亭碑记，民国22年（1933）6月立，上虞王延松、裴铭撰文，余姚鲁指南书，镌记旅沪同乡集资重修菲饮泉事，碑阴附刻捐资者姓名。

捐资碑（2方）

于1995年立，为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活动捐资碑。碑文刻录海内外各界捐赠自助公祭活动的120多个单位团体名称及150余人士名字。虽然立于上世纪末，但其对于新世纪、新时代的大禹陵景区建设、祭禹仪式的完善与发展，意义重大。

石纽碑与禹穴碑（2方）

一碑上书“石纽”二字，下有题跋；另一碑则仅“禹穴”二字。置于今窆石亭侧。据《大禹陵志》，二碑均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翻刻并立。石纽碑下方有陈为湋再跋；禹穴碑阴有光绪壬戌年（1902）陈为湋、熊起磻题跋。

禹穴辩碑与昝霨林题禹穴碑（2方）

禹穴辩碑有两部分铭文，上半部分为《禹穴辩》，文是清代会稽知县昝霨林所撰，碑文则为西泠张六谦所镌。观其正文，由“禹穴”到底何在的各种说法开篇，奠定“禹穴”确在宛委的论调，主题部分就明代杨慎认为“禹穴为四川石泉禹生之禹穴”的观点，从“穴”一词在古代的本意、大禹家族所在的地理背景、李白的蜀人身份故其为家乡重言等方面进行驳斥，同时又提出若真有宛委简书，必早已安置妥当，不可能依然放在原来的地方给后来者“赏玩”。“禹穴”之地理位置，还是应崇尚司马迁、郑昉等人所代表的“会稽禹穴”历史主流观点，因此重新在这里立石纪念，以正“禹穴”诸说。

禹穴辩碑的下半部分则为清代经学家毛奇龄所作《禹穴辩跋》。由落款年月可知，毛奇龄作此跋时年已九十，正值其在萧山致仕修史。文中将明代杨慎认为“禹穴为四川石泉禹生之禹穴”的观点来源追溯到了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之中，并认为杨雄本是蜀人，作此文、持此说是为家乡增辉而已；杨慎则是读书、读史太少，不加以思考而误将杨雄之言信以为真。按毛奇龄的观点，依然顺从于“会稽禹穴”的历史主流观点。

昝霨林题禹穴碑的立碑缘由如上一段所考。曾有一块“禹穴”原石，为唐代宝历二年（826）郑昉撰文、元稹铭。据嘉泰《会稽志》，南宋嘉泰年间尚存，后佚。昝霨林惜前人笔墨零落殆尽，又为正禹穴位置之诸说，遂重书并立石于此处。

重谒禹陵记（1方）

在禹庙祭厅东走廊北壁。碑高(连座)2。10米，宽0．80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立，镇守杭州等处地方将军常恩谨撰沐书，正楷。常恩记曰，他两次来绍祭禹。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他恭承简命，于次年二月初一日到禹陵举行告祭盛仪。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他再次奉到香帛，特派致祭禹陵，重见“庙貌之巍峨如故，神灵之赫濯依然”，遂“濡笔记实”。

岣嵝碑（1方）

位于禹庙岣嵝碑亭内。又称“神禹铭”或“禹碑”。系明嘉靖二十年（1541）绍兴知府张明道据宋嘉定何致岳麓书院摹本翻刻，原刻于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岣嵝峰，故称“岣嵝碑”，原迹已无存，向不知谁立。篆书，直书六行，凡七十七字，设边跋与释文。其真伪众说不一，目前尚无定论。

九品往生碑（1方）

道光二十八年（1848）出土于禹寺，历代未见著录。额题刻“往生碑”三字，碑首一列右起可识，此碑是为往生社结社而立，序言为沙门处讷撰（往生碑序文见载于《唐文拾遗》及《春在堂随笔》卷二），唐开成五年（840）刻。镌记九品往生社结社经过。其下附九品人名共133人。唐开成五年一月，文宗李昂崩，武宗李炎继位，故《序》中有“皇帝昇极”语。碑隙有徐荣、方可中、瞿世瑛、吕伟山、徐生翁于浴佛日观碑题记。据徐荣题记述：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禹寺僧人掘地得碑，江阴人方可中洗而拓之，送绍兴知府徐荣观看。徐知府以为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诏毁佛寺时，往生社人恐罹罪，遂掩埋其碑，故历千余年，碑文反而完整如新。语言文字学家朱东润曾藏有《结九品往生社并序》旧拓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或已拍卖。

禹庙捐田碑记（1方）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立，姒氏一百三十九世孙世袭八品顶戴奉祀生姒懋昭捐田二十一亩，以资庙事。